重温初心构建中日关系下一个50年

  在这个特殊的年份，回顾和总结这些年来两国交往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显得很重要。

  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心态和姿态从这个新的起点望向前方，构建下一个50年的中日关系？

  问：在回顾这50年来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表述，我们时常会看到“重温建交初心”“回归并坚持原点”之类的表述。中国驻日本大使孔铉佑在8月27日出席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也强调“邦交正常化5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初心和原点”。这里的“初心和原点”是什么？

  答：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虽时有起伏，但50年间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并持续不断的发展。历史证明，是两国之间达成的四个政治文件，为此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重要保障。其中所蕴涵的两国关系的精神原点和指导原则，是战后两国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

  四个政治文件中，《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主要是进行战后处理；而《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与《中日关于全方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则是因应国际格局与两国关系的变化，擘划中日关系的阶段性发展。

  其一，是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内涵、基于惨痛的历史教训形成的“和平友好”精神。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突出特征是经过20多年的“渐进积累”，无论是在以民促官、官民并举的过程中，还是在关键时刻勇于做出重大决断的两国政治家，在他们所表现出的执着和勇气的背后，都蕴含着作为战争亲历者一代人的宏愿，那就是“中日不再战”以及“中日世世代代友好”。只有亲身经历过那场长达14年残酷战争的人，才能深切体会到比邻而居国家间和平、友好相处的珍贵。而在《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的理由，也是“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因此，无论是作为明文记载的结果，还是“渐进积累”的过程，其中形成和展现的“中日和平友好”理念，都具有特定的历史内涵，并由此形成战后中日关系的重要“精神原点”。

  其二，是认识和处理战后中日关系的三个政治基础，即和一个中国原则，以及历史问题。50年前的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邀访华，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提出“复交三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由此可知，和一个中国原则的内涵是明确的，不存在“灰色地带”，不容挑战。

  其三，是作为战后国际关系通则的《联合国》与和平共处五项根本原则，包括反对霸权主义。

  其四，是关于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达成的共识，即“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还能够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的历史”；因此两国应“促进人文交流，增进国民友好感情”。

  综上所述，《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所体认的“中日和平友好”精神、所形成的“三个政治基础”、所规范的国际关系准则、所达成的关于社会制度及文化传统的共识，共同构成了认知和处理战后中日关系的原点。半个世纪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实践反复证明，只有从这些原点出发，两国关系才能健康发展。

  问：在过去这50年里，中日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阶段？您如何评价这50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

  答：邦交正常化至今，中日关系发展大概能分为三个阶段，即1972年至冷战结束的上个世纪90年代初，然后再以2010年前后为分界。

  第一个阶段的20年，尽管其间两国围绕教科书和靖国神社参拜等问题也有龃龉和斗争，但总体上能够说是战后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时代”。特别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1978年，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改革开放的起始之年，中日两国在经贸、人文、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新月异，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上世纪80年代，中国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中日青年友好交流大联欢活动，影响巨大而深远。在经贸领域，中国的广阔市场与日本的先进的技术及雄厚的资金优势互补，使80年代末中日经贸合作达到空前程度。同时，学习日本现代企业的经营与管理理念，将战后日本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经验作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借鉴等，也一度成为风尚。这一时期，两国国民相互好感度达到80%以上的峰值。

  第二阶段，即上世纪90年代初到中日综合国力发生逆转的2010年前后，是中日关系悄然发生明显的变化的20年。伴随苏东巨变，以冷战为背景的日本超稳定政治结构解体，进入“十年十相”的政治动荡期。与此同时，日本泡沫经济崩溃，陷入所谓“失去的10年”乃至20年经济低迷的困境。而此时的中国，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进入快车道。为适时应对世界格局与中日两国的巨大变化，1998年两国达成了第三个政治文件，即《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对冷战后的中日关系重新定位，规划了两国以全球化和国际化为背景的深化合作的大框架。其后，两国在双边以及地区方面的合作逐步扩大和深化。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一方面分享中国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红利，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的崛起逐渐心存忌惮。因此。日美同盟也在这一时期不断调整和强化。

  2010年，随着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特别是迅速拉开距离，加之美国因素，中日关系进入多事之秋。其实，在此之前的2008年，中日两国签署了第四个政治文件，即《中日关于全方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在两国总实力即将逆转的重大历史关头，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进行了擘画。主要是通过战略性全方位互惠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建设性发展，同时也形成将东海建成“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友好之海”的政治共识，并加以实施。面对中日关系的新格局，文件强调了“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等理念。不言而喻，这与中日关系的“原点”是一脉相承的。但日本的保守势力和右翼政客，出于制衡中国崛起的目的，在东海上演了“购岛闹剧”，在南海介入针对中国的所谓“菲律宾仲裁案”，在台海发出“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也即日美同盟有事”的狂言。并且由海到洋，日本的保守势力和右翼政客祭出了制衡中国的“印太战略”。这一时期，虽然双方贸易额依然保持在3000多亿美元的水平，但日本在安全领域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呈不断加深的趋势。而双方民意低下，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中日关系，可以说，又处于重要的历史关头。

  答：尽管中日关系面临严峻挑战，但回望邦交正常化以来50年两国关系发展历史就会发现，每当重大历史关头，中日两国总能把握住时代脉搏和中日关系的大局，以政治文件的方式引领中日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性发展；对两国之间有的结构性矛盾，特别是伴随着世界格局以及双方各自的变化所产生的新问题，尽最大可能将它们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压至最低限度。

  重温初心，展望未来。当下首先要充分的利用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契机，恢复因新冠疫情而按下暂停键的各种交流机制平台。今年两国的经贸合作预计将创新高，体现了中日在这一优势互补领域强劲的韧性。双边之外，要充分的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多边合作平台，加强区域合作，拓展战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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